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岩口的两个秘密交通联络站

发布时间:2019-09-23 10:13:19  来源:河北共产党员网  河北党网新闻热线:0311-879084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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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岩口,地处丰润、滦县、迁安、遵化四县的交界处,又是唐山通往喜峰口外的必经之路。虽是一个不大的集镇,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是冀东党活动的重要地点。早在“七七事变”前,冀东党的领导人李运昌、王平陆等就经常在这一带秘密活动,开展革命工作。

  “祥义成”杂货铺

  根据革命的需要,领导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。那是1936年9月,我入党不久的一天晚上,在我入党介绍人魏春波同志的家里,他郑重地对我说:“你要求到部队当红军不是不可以,但现在斗争形势很紧张,敌人封锁很严,路上不好走。眼下我们这里有好多工作要你做,这一带我们党的力量还很薄弱,需要多联络人,宣传、组织群众,积极、慎重、秘密地发展、壮大党的力量,准备组织武装暴动,夺取政权。党组织和一些领导同志考虑,在岩口建立秘密交通联络站,这项任务很艰巨,组织上决定由你来筹办。”

  当时我心里想,这是革命的需要,对我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我当即回答说:“既然是组织需要,我就一定把它办好,坚决完成任务。”他还关切地问:“你有困难吗?准备怎么办?”我说:“困难我不怕,一定想办法克服。半月前,我大伯孙起祥找我父亲商量过,要在岩口开一座大车店,叫我去给他们经营,我因一心想去当红军而未答应。”他听后,微笑着对我说:“这倒是个好机会,完全可以利用。但开大车店人多、眼杂,不利于秘密联络,不如开个小铺好。”他又接着说:“我们党现在很穷,经费相当困难。”我毫不犹豫地

  说:“我来想办法,我家虽然没钱,但我大伯孙起祥能够借到。”他说:“孙起祥这个人我知道,是你未成亲的亡妻之父。他是个劁猪的,手艺很高,牛、马、骡大牲口都会治,在咱们这一带有点名气。此公好义,眼界宽,交结广,在区、乡、镇官商各界也‘吃得开’。另外,他对革命很同情,可以办!”

  我开买卖,是为了利用合法职业作掩护,进行革命工作,而我父亲和孙起祥想开买卖是为了发财致富壮门面,真可谓各怀心腹事。孙起祥到底能不能开买卖呢?我首先得做他的工作。为了打通孙起祥,我找到孙家的当家人,孙起祥的长子孙宝云。孙宝云是个好大喜功、虚荣心很强的人,经过反复做工作,他高兴地说:“要开买卖就得让它有点名气,开个大车店,名声不好听,外人瞧不起。”于是两家达成协议:合资开一座像样的买卖。我是师范毕业生,有文化,我家没钱出人股,由我当掌柜兼管记账。他家出一座临街的五间房子。没有栏柜、货架和打糕点的用具,正好一家商号关闭,我们将用具廉价兑了过来。由铁厂雇来一位打点心的手艺人马振华,由王官营盐店以月利三分借贷了300多元钱作资金,又以赊欠的方式购进了货,取名“祥义成”,以卖糕点为主外挂油、酒、鞋袜等杂货。随着杂货铺开张营业,秘密联络活动也就开始了。按着规定的联络暗号,我日夜迎送那些为革命舍生忘死、四处奔波的同志。当时经常来往的有:李运昌、王平陆、李楚离、阎达开、史贞、李润民、孔庆同、苏林彦、阎锡九、张志超等冀东党的负责人。这些同志有的是白天,有的是黑夜,有的是平时,有的是集日,有的是一站脚而过。从1936年10月到1938年4月,共计18个多月的时间里,这个秘密联络站主要为党做了以下工作:

  一、掩护、转送党的干部,保证他们的安全

  那时,岩口一带敌伪统治挺严,县、镇、村都设有“保安团”“警察局(所)”“民团”等。党的秘密联络站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保护转送革命干部。每次来干部,我们都是站岗放哨、接待护送、饭菜相迎。大概是1937年初冬的一个晚上,魏春波把我找去,交我一项重要任务,要我亲自去办,并绝对保密。我即按着要求,先把李运昌接到我家,第二天集上,我按着魏春波规定的穿戴打扮――灰礼帽、蓝棉袍、阴丹士林的外罩,在规定的时间――上午10时左右,到规定的地点――镇西头牲口市的一棵大树下,转来转去,四下寻找我要接头的“小王”同志(后来才知道他叫彭立夫,说是遵化芦各寨人)。正像魏春波事先告诉我的那样,小个子、白脸庞,身穿古铜色棉袍、白脖领、白扣儿的一个白面书生,安详稳重地在那走来走去。我凑过去像见了熟人似的先问:“你早来啦!是想买牲口吗?”他上下打量我而后说:“刚来不大一会儿,看看行情再说吧!你是老魏派来的吗?”我说:“是他派来的。”暗语对上了,我领他穿过牲口市,离开了岩口镇,来到我家,安排在最僻静的我弟弟刚结婚不久的新房里住下(弟弟和弟媳走亲串娘家去了)。每天都由我亲自送饭,白天把门倒锁上,大小便都在屋里。又记得李楚离第一次到魏春波家去,也是由我亲自送去的。

  还有一次,时间是1938年春铲谷苗季节里的一天,魏春波叫我为王平陆的三名亲属高存凤、高永丰和小郭找个安全的地方掩护起来。我考虑再三,别的亲友都不行,送到马宝成家里最安全。因为:一则是至亲并且全家人都同情、支持革命;二则马宝成又是我发展入党的。所以我事先都没有跟他打招呼,就从西庄领出来直接送到他家。这三人都是农民出身,也不惹人注意,每人扛一把锄头装作卖小工的。进屋后我对岳母说:“我给你们领来了三名工夫。”她

  说:“这两天刚下过大雨,地里还下不去脚,叫工夫干什么?”经我说明了底细原由后,她便慨然应允,安排在东厢屋,平安无事地住了下来。还有司令部的秘书王洪臣的父亲、爱人及小孩在马宝成家也住过一年之久。当冀东大暴动第一次西进失败后,敌人进行大扫荡的时候,马宝成掩护司令部的侦察排长(姓翟),还有马荣昌和我隐蔽在山洞里达半月之久,并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饭送水。阎达开、彭立夫在柜上也住过多次。总之,这些来往的同志不论是住在我家及亲戚家或住在柜上,都从未发生过意外事故,确保了同志们的安全。

  二、及时准确地传送信件

  记得是1937年春的一个集日中午,王平陆带着党的秘密文件来到我们柜上,交待了文件的重要性,我亲手替他把文件装进点心中包好,他安全地带走了。

  又如,1937年夏天,一次组织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,我连饭也没顾得上吃,便饿着肚子当即跑到东高庄给张志超送信,到他家正是吃中饭的时候,志超叫他老婆快去做饭,但他老婆迟迟不肯做,看到她这种不欢迎的态度后,我硬说是吃过饭来的。这时张志超笑着对我说:“表侄!(志超的姐姐是我老姑的三婶婆)你还假装爱面子,这样哪行!干咱们这一行的就得脸皮厚,否则白挨饿!你别看她那个样,她绝对不敢到敌人那里报告去,因为我是她的丈夫……”

  不仅我为党传送信件,就连我的老婆马素云也经常以住娘家为名,多次传送过文件。组织上对我十分关怀,为了工作方便,在经费很困难的情况下,苏林彦还给我70多元伪币,给我买了一辆富士牌的自行车。

  三、秘密发展党员

  在保证工作开展的前提下,我发展了马庄户的马宝成、冯志文、南观的杨成等几名同志入党,并在马庄户建立了党小组,马宝成任小组长,为党增添了力量。

  四、秘密联络站还是一个碰头、开会的集合点

  苏林彦、张志超、阎锡九、常庆丰等,几乎是逢集日必来,在这里碰头议事。因为他们都是本乡本土人,即使是平日来,也不惹人生疑,认为是我的朋友。

  还记得,在冀东大暴动前夕,苏林彦在这里主持召开过一次会议,布置工作,研究暴动事宜。参加会议的有张志超、阎锡九、常庆丰和我等。会议期间,大门倒锁紧闭,白天夜里也不动烟火,由马宝成送开水喝,并买来豆腐片卷油条吃。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,未发生过一点泄密的事情。

  除了上述工作外,为了保密,还需要做好铺内人员的工作。因为革命同志经常来往吃住,日子久了,铺内人员、两个师傅及我父亲和孙起祥等,他们怕赔钱,不满意。如马振华和老徐头,特别是老徐头,牢骚地说:“咱们掌柜的,不是个正经买卖人,不务正业,赊账的多,也要不上来,人来人往,吃住也不要钱,开销这么大,哪能挣钱,我们不要说分红,就是咱们的劳金我看也靠不住。”做这些人的工作是比较困难的,抗日大道理还不能跟他们讲,从事秘密工作更不能对他们说,我只好用物质刺激的办法对付。我说:“徐大伯,马兄弟,你们看我来的这些客人,交的朋友,尽是什么人?实话对你说,都是阔家主、念大书、做大事的,没有一个不三不四的人,将来你们会知道的。我徐振铎也不是小买卖人,要作‘大买卖’。别看眼下赔些钱,将来能赚大钱的。不管我赔多少,保证不叫你们吃亏。”他们想回家看看,我就放他们几天假,不扣他们劳金,给他们先预支,并给他们些点心带回去。这样他俩也就高兴,不再说什么了。

  赔的钱,只好与我父亲和孙起祥讲,让他们再借些,两位老人也以为我是真想做大买卖,也就办了。后来组织通知我说,外面传出了风声,说“祥义成”的掌柜的是共产党,让我尽快关闭转移(记得是一个晚上10时许,张志超派专人来通知我的)。过一段时间看来,事实上敌伪并未真正掌握,只是社会上的舆论。为了安全起见,也就此停业了。对外则说是因赔本而关闭。此后不久,在大岭沟庙会上,见到了李运昌,岳父马永品请他到家里去做客。饭后,他对我说:“准备介绍你到唐山警官学校去学习,出校以后便以警官的身份为掩护,从事党的工作,营救我被捕人员。”我高兴极了。但我父亲因去后不能通信,不同意我去。经反复说服,思想通了。后来岳父把我送去了,但时机已过,这名额已由外人顶替了。

  冀东大暴动后,我的身份明朗化了。我担任抗日联军第十一总队政治部主任,铺内人员才恍然大悟,认为买卖赔钱不完全是由于我经营无方,真的是为了抗日救国的大事业。孙起祥和我父亲俩高兴地说:“你干得对,我们赔得值!”当我带队进驻铁厂时,老徐头见到我后悔地说:“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?我实在是对不起大侄你和你那些朋友们!”

  “生升堂”药铺

  “生升堂”药铺秘密联络站是在“祥义成”杂货铺关闭不久,冀东大暴动之前,为了继续完成秘密交通站的任务建立起来的。这个药铺坐落在岩口镇的中街,坐堂先生叫赵德胜,杨桥人,因他腿瘸,人都称他赵瘸子,拉药匣的姓刘,掌柜的叫张广贺,泉河头人,此人好交往,善经商,为人侠义。我在“祥义成”时就和他经常来往,后来我们又结拜为把兄弟,在家是个财主秧子,他感到兵荒马乱买卖不好做,想收座不干,张广贺家境贫寒,赖此谋生,担心失业,所以就要求我把此铺接过来。他动员我说:“药铺这买卖是一本万利,黄金有价药无价。我与东家又是多年的老东旧伙,钱好说,和我不能要多少钱,有百多元的现金就可以兑过来,再便宜不过了。用不到多久,就可把本挣回来。”他说得非常恳切。我想“祥义成”不行了,这倒是个好机会,是个一举两得的事。既成全帮助了朋友,又可以为革命工作。我当即去找魏春波和苏林彦请示。他俩异口同声赞许地说:“这是件好事,我们暴动后打起仗来药铺对我们最有用,可以兑过来,但不要由你本人出面,叫他去经营,从中为我们工作。”又问:“需要多少钱?”我说:“百多元现金就够了。”他俩说:“这笔钱组织上负责,不叫你再拿了(我未肯),就这样吧!”事后我立即东挪西凑,连小姨子马素珍和我老婆马素云多年积攒的贴己钱都抠出来了。最后还差30多元钱,组织上给添上了。我把钱一齐交给了张广贺。他千恩万谢,立誓替我保密,做我的代理人,为我们工作。于同年6月末,我们就开始工作了。尤其是1939年新庄子设上伪治安军据点后,作用就更明显了。主要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:

  一、收集传递情报,接待我来往工作人员

  由于职业上的方便,搜集情报还是比较容易的。他们以合法身份,借出诊看病,或以要账为名,到据点去或是借新庄子敌人来岩口赶集、看病的机会注意搜集情报。另外,趁据点内的特务官兵常来铺里,找吃要喝想外快的机会获得情报。日久天长,人熟了,尤其是酒后什么真实情况都说出来。记得有这么两件事:

  一次,节振国来到药铺,可巧碰上了新庄子据点一个特务也来到这儿,中午吃饭两人同桌,节一欠身露出手枪,特务见事不妙,也要动武,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张广贺闯进屋子,镇定自若地向双方解说,特务一听说是节振国,就服服帖帖地说好话,节振国就趁机训斥他,叫他不要为非作歹,要抗日救国,留后路等道理。从此,那个特务也成了我们的义务情报员。

  还有一天夜里,正赶上我和马宝成住在这里。由东边转来一封鸡毛信。我们一个在上五岭敌人据点的秘密工作人员传出消息说,日寇要出发到岩口西部一带讨伐。接到信后,我马上派马宝成连夜到小岭��的刘城子找到司令部。在回来的路上,因天黑路滑,在跳过一个坝坎时马宝成的腿摔坏了,及至回到药铺时天已快要大亮了。

  二、为我们的同志看病吃药,很快恢复健康,创造了方便的条件

  当时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,医药奇缺,环境残酷,尤其是地方工作的同志们,有病吃药相当困难。

  我还记得,1940年夏,我从晋察冀边区中央党校回来,到1942年末任丰滦迁第一、二总区书记期间,区特务队长王冠卿和区长马德以及其他好多同志有病时,都是到这药铺取药的。

  张广贺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(由于我当时慎重过分未发展),但确实也经受了考验。暗中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。几经挫折,但并未泄露过我党秘密和灰心动摇,仍与我们保持联系。1942年“五一”大扫荡,第一、二总区被蚕食,变成敌占区后,联系基本中断。及至同年6、7月我父亲和张广贺因有人告密说与共产党八路军有联系嫌疑,先后被新庄子敌人捕去坐牢后,这个秘密联络站也就宣告结束了。1943年我调去凌(源)青(龙)绥(中)工作后,关系就断绝了。

责任编辑:陈红_DW1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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